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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時期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態勢前瞻與戰略思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 / 作者：田野 劉奕 / 日期：2025-12-24 / 瀏覽：58 次
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培育外貿發展新動能、建設貿易強國的必然要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貨物貿易增速普遍放緩，服務貿易呈現加速發展趨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十四五”前四年（2021-2024年），全球和我國貨物貿易年均增速分別為8.5%和7.3%，全球和我國服務貿易年均增速分別為13.0%和12.4%，服務貿易增速遠高于貨物貿易；全球服務貿易占貨物和服務貿易比重從22.6%增長到25.6%，我國服務貿易占貨物和服務貿易比重從12.4%增長到14.6%，服務貿易占比穩步增長。“十四五”時期，無論在增速還是總量層面，無論在全球層面還是中國層面，貿易服務化態勢均日益明顯。這一時期我國服務貿易與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相似，但與全球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預示“十五五”期間服務貿易將在我國外貿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編制和實施“十五五”規劃，對于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在“十四五”收官關鍵時間節點，總結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成就，分析“十五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進而提出推動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十四五”時期
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成就
2021年10月，商務部等24部門印發《“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提出，“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目標主要涉及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競爭力、制度環境等方面。“十四五”時期，我國積極應對地緣政治沖突、逆全球化思潮等不利影響，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在服務貿易領域取得一系列成就。
（一）服務貿易規模快速擴張，外貿新動能培育效果初顯
貿易規模是反映一國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之一，是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根據WTO數據，“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高達12.4%，2024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與此同時，服務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明顯提升，服務貿易占我國GDP比重從“十三五”末的4.50%增長到2024年的5.58%。通常而言，貿易順差是一國貿易實力的總體表現，是貿易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因素。“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年均為2108億美元，逆差占進出口比重年均為36.47%。“十四五”前四年（2021-2024年），隨著我國服務出口蓬勃發展，服務貿易逆差明顯縮小，服務貿易逆差年均降至1023億美元，逆差占進出口比重年均降至10.62%，顯示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明顯提高。“十三五”時期，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從43472億美元增長到53176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規模從6616億美元增長到6617億美元，我國外貿增長幾乎完全來自貨物貿易。而相比于“十三五”末，2024年，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增長了18989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額增長了3948億美元，服務貿易增長對外貿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到20.79%，“十四五”時期服務貿易作為我國外貿新動能的作用初步顯現。從數字服務貿易看，隨著我國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服務貿易蓬勃發展。根據WTO數字交付服務貿易數據庫數據，相比于“十三五”末，2024年，我國可數字化交付服務出口增長740億美元，增幅為50.48%；我國可數字化交付服務進口增長317億美元，增幅為23.75%。2024年我國可數字化交付服務出口和進口均穩居全球前十。
（二）新興服務貿易發展態勢良好，國際競爭力穩步提升
服務貿易分為傳統服務貿易部門和新興服務貿易部門，如運輸、旅游、建筑等傳統服務行業屬于傳統服務貿易部門，金融、保險、電信、商務服務、文化娛樂等新興服務行業屬于新興服務貿易部門。根據商務部商務數據中心數據，2024年，在新興服務貿易部門中，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貿易增長49.59%，其他商業服務貿易增長41.49%。“十三五”末我國新興服務貿易規模為2948億美元，2024年增長到4067億美元，發展勢頭良好。
對于服務貿易競爭力，可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評價。RCA指數越大，說明服務貿易優勢越明顯，國際競爭力越強。“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RCA指數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從0.4221下降到0.4194，且年際波動較大。分行業看，運輸服務貿易RCA指數從0.5243增長到0.6264，旅游服務貿易RCA指數從0.2396下降到0.1757，其他商業服務貿易RCA指數從0.3973穩步增長到0.4241。可見，“十四五”時期，盡管我國服務貿易整體仍處于劣勢，有待進一步提升競爭力，但運輸服務以及以其他商業服務為代表的新興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穩步提升。
（三）多措并舉推動制度型開放，服務貿易對外開放水平穩步提高
“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不斷提速加力，服務貿易領域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服務貿易領域制度型開放水平顯著提高，為在華外資提供豐富應用場景和穩定政策預期。一方面，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是我國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2015年5月至2020年底我國批復的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僅有北京市1個，2021年4月至2025年4月國務院相繼批復天津、上海、海南、重慶4個省市以及沈陽、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成都、大連、寧波、廈門、青島、深圳、合肥、福州、西安、蘇州15個城市作為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當前我國服務業擴大開放已經形成“1+4+6+9”更大范圍開放格局。另一方面，“十四五”時期我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統籌發展和安全，通過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全國建立起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制度。2021年7月商務部公布的《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年版）》是我國第一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2024年3月商務部公布的《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是我國首次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制度，標志著我國服務貿易管理模式取得重大突破。相較而言，自由貿易試驗區版的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比全國版少3條，充分體現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先行先試打造改革開放高地的功能。全國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版特別管理措施的實施作為里程碑事件，標志著跨境服務貿易梯度開放體系形成，有助于提高我國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水平，為全球服務貿易開放發展創造新機遇。
“十四五”時期，我國注重打造高水平服務貿易發展平臺，高質量做好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工作。自2020年8月《國務院關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復》發布起的3年試點期限內，28個試點累計推動實施任務措施2883項，積累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經驗，引領全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成為服務貿易深層次改革的試驗田、服務貿易高水平開放的先行區、服務貿易全方位創新的策源地、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主引擎。“十四五”時期，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等國家級綜合展會為代表的服務貿易重要展會平臺，有效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2024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舉辦論壇會議180余場，8000余家企業線下或線上參展，達成成交、投資等7類成果近千項，吸引力不斷增強。
從結果看，“十四五”時期服務貿易領域一系列體制機制突破切實推動服務貿易對外開放水平提高。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整體而言，我國STRI由“十三五”末的0.2899下降到2024年的0.2252，顯示“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對外開放水平顯著提升。從具體行業看，相關服務行業STRI均有明顯下降，顯示“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開放水平的提升是全方位的。同時，不容忽視的是，當前我國部分服務行業存在開放水平不足問題。2024年，航空運輸，郵政和快遞，電影、錄像和電視節目，錄音和音樂出版，節目和廣播，電信，法律，會計、審計和稅務咨詢服務行業的STRI分別為0.4005、0.4831、0.5031、0.4759、0.6351、0.5988、0.4686、0.6821，顯著高于建筑、陸路和水路運輸等傳統服務行業，而導致這些領域開放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外資進入限制較大，競爭壁壘較高。比如，電影、錄像和電視節目，錄音和音樂出版，節目和廣播等服務行業受外資進入限制影響較大，航空運輸，郵政和快遞，電信等服務行業受外資進入限制和競爭壁壘影響較大，會計、審計和稅務咨詢等服務行業受外資進入限制和人員流動限制影響較大。
二、“十五五”時期
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面臨深刻挑戰
盡管“十四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取得輝煌成就，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服務貿易規則重構、國內可貿易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后等因素影響，“十五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仍將面臨嚴峻挑戰。
（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服務貿易發展不確定性增加
2008年以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事件接連發生，對全球貿易造成嚴重沖擊。特別是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呈現愈演愈烈之勢。2021-2024年，WTO成員新增衛生與植物衛生檢疫通報8141起、技術性貿易壁壘通報16259起、反傾銷調查834起、反傾銷措施608起、反補貼調查133起、反補貼措施85起，貿易保護措施維持在較高水平，貿易保護主義特征鮮明。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關于“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對美國所有貿易伙伴加征10%的基準關稅，對一些貿易逆差大的國家加征更高的關稅。盡管加征關稅無法解決美國中產階級困境，但這種貿易武器作為一種贏取選票的有效手段，可能成為美國長期選擇。美國政府在特朗普1.0時期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在拜登時期對關稅政策的延續、在特朗普2.0初期實施的“對等關稅”表明，關稅政策受到美國政府高度認可，未來將作為政策工具被持續使用。
盡管關稅通常作用于貨物貿易，但短期內以關稅為核心的貿易保護措施也會在較大程度上對服務貿易產生影響。對商品加征關稅會導致商品出口減少進而對服務貿易造成負面影響。制造業貿易是服務貿易的基石，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通常表現為互補關系。國際運輸、保險、咨詢、租賃、銷售等生產性服務是貨物貿易不可或缺的紐帶，貨物貿易帶動服務貿易發展。有研究發現，貨物貿易與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彈性接近于1，這意味著貨物貿易減少1%，其他商業服務貿易也將減少1%。受2025年4月“對等關稅”政策影響，次月美國貨物進口下跌，以至服務進口減少。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巨大，貿易摩擦有向服務貿易領域蔓延的趨勢。事實上，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公布后，歐盟除通過對來自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進行反制外，后續還依據《數字市場法案》對美國蘋果公司和元宇宙平臺公司開出高達7億歐元的罰單。“十五五”時期，美國政府以關稅為代表的一系列貿易保護手段極有可能延續，這將極大增加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的不確定性。
（二）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加速重構，我國對接服務貿易規則最高水平存在較大挑戰
全球范圍內，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加速重構。1995年1月生效的WTO《服務貿易總協定》是全球第一份多邊服務貿易協定，但隨著服務貿易重要性顯著提升，加之數字技術促使服務可貿易化程度不斷提高，順應降低服務貿易成本、打造服務貿易新業態的需求，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加速重構，GATS等原有服務貿易規則明顯滯后，難以適應服務貿易發展新需要。當前，服務貿易面臨的壁壘依然較高，新的服務貿易市場開放難以達成。服務貿易壁壘的高度復雜性和服務貿易規則所涉政治經濟利益的復雜性，是服務貿易規則難以在多邊框架下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由此服務貿易規則轉向諸邊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在諸邊貿易協定方面，盡管諸邊服務貿易協定談判最終以失敗告終，但2021年12月中國、歐盟、美國等67個WTO成員共同完成服務貿易國內規制聯合聲明倡議談判，2022年12月《服務貿易國內規制參考文件》在WTO的生效程序正式啟動。《服務貿易國內規制參考文件》是WTO成員響應業界降低跨境貿易政策壁壘期待、推動實現GATS自由化便利化目標要求、破解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困難挑戰而進行的有益嘗試和努力，對許可審批流程、政府監管透明度、全球服務貿易營商環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每年幫助全球企業節約國際服務貿易成本達1270億美元。在區域貿易協定方面，《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多以負面清單形式引入服務貿易規則，但不同區域貿易協定中服務貿易規則的深度存在差異。發達經濟體在區域貿易協定中更易達成一致，因此區域貿易協定成為服務貿易規則重構最重要的舞臺。
RCEP中的服務貿易規則代表當前我國服務貿易規則的最高水平，但與其他重要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服務貿易規則相比，在深度上仍然存在顯著差異。一是不同區域貿易協定對服務貿易的關注程度存在差異。CPTPP中有相當比例的服務貿易規則，在市場準入、國民待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對服務貿易作了嚴格的制度安排，代表當前服務貿易開放的最高水平，而RCEP更注重貨物貿易規則。二是數字貿易規則是服務貿易規則重構的重要領域，不同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深度不一。隨著數字化知識和信息逐漸成為貿易活動的重要標志和生產活動的關鍵要素，全球貿易形態經歷了從最終品交換、價值鏈分工到數字貿易的動態演變。數字服務貿易是數字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年以來，數字服務貿易規則談判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WTO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數字化交付服務出口4.78萬億美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的54.01%。當前，我國在數字貿易領域作出的最高承諾主要體現在RCEP中，涵蓋無紙化貿易、電子認證和簽名、線上消費者權益、個人信息保護等電子商務環境議題，但未涉及數據流動、數字治理等方面深層議題。而CPTPP和DEPA規定了數字產品非歧視待遇，相比于RCEP中的數據跨境自由流動、跨境服務貿易、數字貿易便利化等條款，其規定更為嚴苛。綜合考慮安全及相關領域立法滯后等情況，當前我國深度對接高標準國際服務貿易規則的難度仍然較大。例如，在數據跨境自由流動方面，我國堅持基于數據主權安全和數據本地化存儲的有限數據跨境流動；在數字產品立法方面，我國相對滯后，難以對外承諾數字產品的非歧視待遇。難以對接最高水平服務貿易規則所產生的數字服務貿易壁壘，將對“十五五”時期我國貿易強國建設構成較大挑戰。三是經濟體制不同帶來市場準入差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我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市場準入方面仍未完全放開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美國、歐盟、日本等區域貿易協定成員在全球服務貿易中占據主要地位，并引領高水平服務貿易規則制定，我國在服務貿易規則制定中常處于跟隨者角色，國際服務貿易治理話語權仍待提升。
（三）可貿易服務供給存在瓶頸，高端服務貿易競爭力不足
從工業化社會過渡到服務經濟社會是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經濟結構的服務化和現代服務業水平提升是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的現實基礎，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需要強大的服務業基礎支撐。當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產業基礎比較薄弱，集中表現為可貿易服務供給存在瓶頸，支撐服務貿易發展的高端生產性服務基礎不夠堅實。服務貿易中的其他商業服務貿易以生產性服務特別是高端生產性服務為主，可在某種程度上視為高端生產性服務貿易。根據WTO數據，2024年，全球服務貿易中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占比為75.93%；美國作為全球服務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其服務貿易中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占比為75.97%；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運輸服務貿易占比較高，服務貿易中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占比達到84.93%。2024年，從生產性服務貿易中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占比看，全球為77.76%，美國為75.97%，我國為70.30%。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多區域投入產出表數據，2023年，美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35.00%，生產性服務業中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為73.02%；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5.97%，生產性服務業中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為62.71%，明顯較低。
服務供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國服務貿易缺乏比較優勢，特別是在高端服務貿易領域差距更加明顯。從WTO服務貿易統計數據看，2024年，我國服務貿易以及其下運輸服務貿易、旅游服務貿易、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RCA指數分別為0.4194、0.6264、0.1757、0.4241。作為全球服務貿易規模和順差最大的經濟體，2024年，美國服務貿易以及其下運輸服務貿易、旅游服務貿易、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RCA指數分別為1.3205、0.7302、1.2939、1.4903，均高于甚至遠高于我國。以上表明，與美國相比，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仍有不小差距，特別是在以高端生產性服務為代表的其他商業服務貿易領域更是如此。當前，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支柱，生產性服務作為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投入，是全球碎片化生產分工高效運轉的關鍵紐帶，也是全球價值鏈構建的基礎環節。通常而言，產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產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力。2023年，我國運輸、郵電、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出口中間品國內附加值率雖低于G7集團的美國，但并不低于G7集團的其他六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而租賃和其他商業服務這類典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出口中間品國內附加值率為0.8755，低于所有的G7集團成員，特別是與美國相比差距更大。從生產性服務業的全球價值鏈看，我國高端服務貿易依然存在競爭力不足問題。
三、“十五五”時期
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面臨重大機遇
“十五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在面臨諸多內外部挑戰的同時，也面臨一些重大機遇。這既有助于重塑世界服務貿易格局，也有助于推動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
（一）服務貿易成為經濟全球化新的驅動力，可為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需求支撐
近三十年來，受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等自由流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驅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生產布局，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全球價值鏈階段，并持續拓展、深化和重構。貨物貿易占GDP比重于2008年前后達到頂峰，其后受國際金融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影響，逆全球化挑戰加劇，全球價值鏈呈現區域化、本土化趨勢，經濟全球化面臨挑戰。有研究指出，以往的超級全球化現象不復存在，慢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成為必然，一些制度和政治因素會進一步阻礙經濟全球化。然而，從統計數據看，經濟全球化驅動力已經由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基于ADB-MRIO數據進行計算發現，2000-2008年貨物貿易占GDP比重從16.95%增長到21.86%，隨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迅速降低，后來又反彈并維持在20.00%左右，但始終低于2008年水平。與此同時，服務貿易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5.83%持續平穩增長到2023年的8.64%，顯示在全球貿易中，貨物貿易的失速伴隨著服務貿易的加速。中間品貿易體現產品內跨境生產分工，生產活動是否涉及中間品出口是判斷其是否屬于全球價值鏈生產活動的關鍵。貨物中間品貿易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7.21%增長到2007年的8.48%，隨后呈現下降趨勢，2023年穩定在8.00%左右；服務中間品貿易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1.99%持續平穩增長到2023年的2.82%。貨物全球價值鏈對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作用保持平穩，服務全球價值鏈對以跨境分工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作用越來越明顯。
大國博弈時代的服務貿易勾勒出經濟全球化的可持續圖景。當前，大國或國家集團間的博弈由單純的“利益政治”轉向“利益政治+原則政治”，全球共識達成難度加大，制度和政治因素將進一步阻礙經濟全球化。服務貿易驅動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制造業服務化為服務貿易提供強勁需求動力。出于提高競爭力的需求，制造業企業從專注產業鏈的制造環節轉為專注產業鏈的服務環節，制造業服務化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從生產要素投入視角看，制造業服務化表現為，制造業產品生產過程中生產性服務要素投入不斷增加，服務要素投入占制造業總投入比重越來越高。制造業服務化趨勢加大對服務產品的需求，全球經濟服務化趨勢為服務產品帶來穩定的世界需求，促進服務貿易發展。二是服務業參與全球分工的經濟基礎穩固。近期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給全球貨物貿易造成巨大負面影響，但即使制造業回到美國，美國對國外服務投入的需求仍會持續增加。從根源看，經濟全球化是由那些在某一國家購買或制造商品然后在另一國家銷售以期盈利的跨國企業驅動的，只要國際相對成本差異超過跨境銷售成本，跨境組織生產就不會終結。客觀而言，各國貨物商品的相對成本已大幅趨同，但生產性服務的相對成本仍然存在差異，服務貿易將驅動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服務貿易驅動的經濟全球化將為我國服務產品提供大量國際市場需求，為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提供重要動力來源。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服務貿易，有望進一步凸顯我國比較優勢
當前，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經濟社會產生全方位影響，能夠實現技術對人類腦力勞動的部分替代，促進人類生產力躍升。2022年11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3.5的發布引起了公眾對人工智能的普遍關注，2025年1月我國開源大模型DeepSeek的發布進一步將全社會對人工智能的關注推向高潮。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通用技術和“新電力”，可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通過提高貿易的物流效率、克服語言壁壘、大幅降低搜索成本降低貿易成本。其在海關和邊境管理中的應用可幫助外貿企業遵守貿易法規、提高供應鏈透明度，對全球貿易產生積極影響，重塑全球貿易格局，而發展中經濟體和小企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貿易成本降低中受益更多。作為新質生產力的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顛覆性創新方式為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通過賦能服務業助力服務貿易發展。職業層面的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衡量職業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匹配度，反映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對職業的影響。在美國，制造業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不大，高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的就業份額不到20%，而服務業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較大，如金融和保險、企業管理、軟件信息、科學研究和技術等行業高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的就業份額均在50%以上，具有高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特征，特別是金融和保險行業高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的就業份額在80%左右。在我國，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高的主要是對受教育程度要求較高、薪資較高的白領職業，如會計、編輯、銷售、程序開發維護等；人工智能技術暴露度低的主要是需要與人直接互動的藍領職業，如產業工人等。可以發現，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服務業的影響更大。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服務業生產力，創新服務供給，增加服務需求，降低服務貿易壁壘，進而促進服務貿易發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服務貿易發展的比較優勢，將為“十五五”時期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創造巨大機遇。比較優勢是促成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勞動力技能水平、資本豐裕度、服務生產技術水平、制度環境均為服務貿易傳統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具有顯著的生產率提升效應，其開發、應用需要大量的數據和能源支撐，發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重塑服務貿易比較優勢，使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能使用人工智能）、資本、數字基礎設施、可再生能源成為各國服務貿易新的比較優勢。當前，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占據領先地位，成為爭奪世界人工智能主導權的主要競爭者。我國擁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優勢，也擁有與之匹配的服務貿易發展優勢。我國已經建成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接受高等教育人口達到2.5億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我國數據流通基礎設施持續優化，信息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日益完備，算力基礎設施建設顯著加快，創新應用場景豐富完善，人工智能發展所需的數據要素稟賦良好。截至2024年6月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6.53億千瓦，規模全球最大，發展速度全球最快，可再生能源供給實力強勁。我國不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方面居于全球前沿，在培育新比較優勢的資源稟賦方面也呈現相對豐裕特征，意味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成為“十五五”時期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新的驅動力。
（三）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加速，可進一步帶動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優化
從全球范圍看，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深刻影響著貿易的發展，貿易數字化轉型是全球貿易發展的新趨勢，數字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比重穩步提升。數字技術通過促進資源配置優化、結構轉型升級、生產效率提升、治理體系完善等賦能服務貿易發展，引發服務貿易創新性革命。數字化變革加速貿易數字化進程，促進服務產品跨境自由流動，數字全球化提升服務產品可貿易性，極大拓展服務貿易的范圍和領域。例如，5G技術支持下金融、醫療、教育等傳統上只能在線下提供的服務可實現跨境實時交付。數字技術能有效降低服務貿易成本，重構服務貿易模式，顯著促進商業服務的數字化交付，助力服務貿易突破傳統物理邊界，使可數字化交付服務成為國際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領域。根據WTO數據，“十四五”時期，全球可數字化交付服務貿易規模年均增長9.29%。2024年全球數字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比重達到51.74%，數字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成為驅動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動力。對我國而言，“十四五”時期，可數字化交付服務貿易規模年均增長8.64%，2024年可數字化交付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比重達36.93%。與全球水平相比，我國服務貿易在數字化方面仍有較大差距，但考慮到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以新興服務貿易為主，后續隨著我國服務貿易數字化水平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將進一步優化。
“十五五”時期，我國數字服務貿易發展面臨諸多有利條件。從發展基礎看，數字服務貿易的發展基于經濟體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服務貿易與數字基礎設施之間存在互相推動的協同關系，數字技術正加速賦能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根據2024年8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年）》，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顯著加快，2023年數字經濟規模已達53.9萬億元，占GDP比重為41.65%，僅次于美國，穩居全球第二。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數字平臺集群，平臺企業繁榮發展可為數字服務貿易提供完善的跨國解決方案。近年來，我國數字技術創新成果顯著，在各領域積累了大量的數字化轉型案例，可通過數字服務貿易向全球輸出典型模式和成功經驗。我國數字底座堅實，領跑全球移動通信網絡，2024年5G基站數量全球占比達60%，智能算力規模占比超30%，數字基礎設施全球領先，可為數字貿易場景提供優質低時延保障。從政策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2024年8月發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數字貿易改革創新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規模占我國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到2029年要提高到45%以上，到2035年要提高到50%以上。通過放寬電信、互聯網、文化等領域的市場準入，建立高效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打造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高水平開放平臺，我國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制度框架逐步形成。“十五五”時期，憑借雄厚的數字經濟實力和扎實的數字服務貿易政策支撐體系，我國有望把握全球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機遇，推動服務貿易特別是數字服務貿易加快發展。
（四）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有助于夯實服務貿易發展的供給基礎
“十五五”時期，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助力夯實服務貿易發展的供給基礎。
一方面，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牽引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建成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我國2035年的總體目標之一，是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的堅實物質基礎。現代化產業體系由農業、工業、服務業構成，各類產業各居其位、各有其用。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融合互促、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對產業體系的支撐保障作用是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選擇。基于ADB-MRIO數據測算發現，“十四五”時期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各產業融合程度呈現深化趨勢，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較大。與G7集團平均水平相比，2023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農業、工業、服務業乃至整個產業體系的融合程度低11-16個百分點，生產性服務業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支撐作用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十五五”時期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進入加快構建的關鍵期，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面臨重要戰略機遇。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創新發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數據逐漸成為核心生產要素，數智技術加快服務創新，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創新發展。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具有通用性強、文本理解能力強、跨領域應用潛力大等特征，能廣泛賦能和改造生產性服務業，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我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研究與應用中處于領先地位，有助于生產性服務業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十五五”時期
推動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路
“十五五”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國要在繼續保持“十四五”時期平穩較快發展格局的前提下，著力促進服務業擴大開放、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
（一）促進服務業擴大開放，引領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
擴大服務業開放，是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當前，全球范圍內對外開放的重點逐漸由商品和要素等流動層面的“邊境上”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等制度層面的“邊境后”開放。擴大服務業開放，引領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成為推動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第一，對標國際服務貿易規則最高標準持續促進服務業擴大開放。主動對標CPTPP、DEPA等高標準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在產權保護、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等領域完善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提速加力深化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打造高水平服務貿易開放平臺，構建我國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基本格局。第二，充分發揮各類試驗區先行先試功能。切實發揮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各類試驗區對外開放的對內緩沖、提煉經驗重要功能，扎實推進現有試點任務，杜絕“準入不準營”現象，完善事中事后監管體制機制。加大試點工作壓力測試，總結試點成功經驗，并及時面向全國全行業復制推廣。進一步提升試點深度，穩步開展數據跨境自由流動、外資持股比例等挑戰性規則試點工作，驗證全面對接最高標準服務貿易規則的可行性并積累開放經驗。第三，積極參與國際服務貿易規則重構。持續加大自主開放力度，主動履行RCEP框架下的服務貿易承諾，對標CPTPP、DEPA等高水平服務貿易規則推動RCEP框架下數字貿易、服務貿易、綠色貿易領域的規則升級與創新。積累區域貿易協定雙邊談判經驗，以RCEP為契機構建我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網絡，形成國際服務貿易規則的中國主張、中國范式，為全球服務貿易規則重構提供中國方案。積極推進加入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進程，提升我國在全球服務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二）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強化可貿易服務供給
服務貿易發展需要與之匹配的產業基礎支撐，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和必要條件。第一，高度重視生產性服務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創新型中小服務企業發展，鼓勵制造業剝離生產性服務業，促進服務業市場專業化發展，推動實現規模經濟。瞄準創新型中小服務企業發展訴求構建財政、稅收政策支持體系，以金融創新加快完善金融支持服務業發展體制機制，鼓勵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積極投向創新性強、發展潛力大的中小服務企業，進一步引導中小服務企業開展服務貿易活動，培育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微觀主體。第二，聚焦產業生態系統，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生產制造活動的關鍵上游投入，要在注重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的同時，兼顧其與一二三產業構成的產業體系的融合，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提供需求動力。基于制造業發展需求，打造研發設計、商務咨詢、供應鏈管理等專業化生產性服務鏈條，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借助人工智能、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手段，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服務型制造，探索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新路徑、新業態、新模式。考慮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有助于生產性服務業的平臺化，為鼓勵市場主體多渠道整合資源要素，應大力發展產業互聯網平臺，構建跨界融合、耦合共生的產業生態系統。夯實融合要素支撐，推動數據要素配置市場化進程，破除跨地區經營行政壁壘，打破服務業市場壟斷。第三，分類施策、分步推進，加快實現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突破。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積極提升研發設計服務，強化高水平自主技術要素供給，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持續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高端延伸，發展科技服務業，支持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發展。完善研發設計與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加快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構建產學研用合作體制機制。面向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需求，加快完善高等教育布局結構，暢通外籍高層次人才來華創業渠道，便利專業人才跨境流動，引導高端人才向生產性服務業聚集，完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人才體系建設。盡快實現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突破，為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優化升級提供產業支撐。
（三）加強新質生產力賦能，促進服務貿易競爭力躍升
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這種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有助于提升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第一，促進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加強服務貿易模式創新。進一步提升我國服務貿易數字化水平，加強數字技術對服務貿易全流程、各環節的改造升級，實現組織管理流程和生產方式革新，降低企業服務貿易成本，以經營效率躍升提高服務產品國際競爭力。注重中小服務貿易企業數字化轉型，建立國家外貿數字化轉型升級基地，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服務貿易龍頭企業引領企業數字化轉型，壯大我國數字服務貿易發展的微觀主體。加快服務業全行業數字化轉型，大力發展智慧物流，促進全過程工程咨詢領域數字化應用水平。以數字化賦能文旅融合發展，發展數字金融、線上支付、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線上會展，以貿易模式創新推動可貿易服務供給實現增量突破。第二，以“人工智能+”賦能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將技術突破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頂層設計層面高度認識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服務貿易的賦能作用，將生成式人工智能視為經濟全球化時代塑造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新力量。“人工智能+”引發的服務貿易新型業態的蓬勃發展需要與之匹配的知識素養和技能，應加大對相關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強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使服務貿易從業人員能夠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第三，加快數字技術融合創新，夯實服務貿易發展的數字底座。利用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帶來的巨量數字應用需求，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數字技術特別是重大數字技術創新攻關，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暢通和規范數據要素流動，提升數據資源利用效率，加強算力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公共算力平臺，優化算力資源布局，加快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突破，夯實我國通用人工智能領先地位。
作者：田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奕，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原文刊載于《中國流通經濟》2025年第10期，參考文獻略